追求“真、善、美”而厌恶“假、恶、丑”，应该是普遍的人性。不过在阅历太多、入世太深之后，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。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，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。似乎对虚伪、恶俗、权势的暴虐、草民的无告，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。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，不以为意，一叹了之，甚至一笑了之之事，我常觉得难以忍受，有时真想拍案而起，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，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，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。收于《感时忧世》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，不得不吐之言。事实上，时格势禁，并不能尽吐。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，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。近年来，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。尽管经历不尽相同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。

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(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)，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，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，向往美好、公平、正义的新社会，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，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。至于当年的“士林”风尚比之今日，只能说是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了!

说到“底色”，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，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，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。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。我从未“居庙堂之高”，却也不算“处江湖之远”，不论在哪个时代，自己处境如何，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。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，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，视角重点日益移向“人”，而不是抽象的“国”。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，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“国家”的兴衰。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。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“民治、民有、民享”，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(我现在尽量避免用“人民”一词，因为这个词也与“国家”一样，被滥用了)，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“国家”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。国人至今看历史，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、开疆拓土的君主，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。而我却经常想起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”，以及《吊古战场文》、《兵车行》，等等。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对“兴，百姓苦;亡，百姓苦”是深有所感的。

另外，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，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，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，形成了自己“人本”的历史观，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。我心目中的“人”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而不是笼统抽象、集体的“人民”，或“× 国人”。因此，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，我国人在“爱国”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(我现在觉得称“国族主义”比“民族主义”更恰当)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，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。

本文正当结束时，发生了日本地震→海啸→核泄漏的严重灾难，举世关切。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“地球村”的意识。天灾是如此不可测，而“人”自己的“发明创造”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，值得深刻反思。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。今后超国界、超民族，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。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、自私的“国家利益”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、损人利己(其实也损己)的行为模式? 其中，大国、强国显然比小国、弱国有更大的影响、更重的责任。他们，或者我们大家，负得起这个责任吗?

我自称“常怀千岁忧”，人类还有一千岁吗?